兩座諾貝爾獎的鮑林，維生素 C 輸在對照組

維生素 C 能防感冒、治癌症嗎？兩座諾貝爾獎得主鮑林說能。他 1976 年的癌症研究沒有隨機分組，梅奧兩個隨機雙盲試驗都沒有差別；一般人天天吃，感冒機率幾乎不變。

張宏嘉 Benjamin Chang 皮膚科專科醫師 · VSKIN 院長 · PSKIN 主治醫師

發表於 2026年10月9日 論文導讀

1948 年春天，鮑林（Linus Pauling）在英國牛津當客座教授。他感冒了，拖成鼻竇炎，只好躺在床上。偵探小說看到膩，他問自己：何不來想想蛋白質的結構？

他拿一張紙，畫上一條胜肽鏈，也就是胺基酸一顆接一顆串起來的蛋白質骨架，然後動手摺，讓那條鏈一圈一圈捲成螺旋。

捲出來的形狀，跟 Astbury 量到的 5.1 埃重複距離對不上。他沒有發表，也沒有告訴同事 Corey，草圖沒有留下來。三年後，這個螺旋才登上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》（PNAS），叫 α 螺旋（alpha helix）。

一個躺在床上養感冒的人，摺出了 α 螺旋。二十二年後，他出了一本書，書名是《維生素 C 與感冒》（Vitamin C and the Common Cold）。

諾貝爾獎的官方帳號有一則介紹他的貼文，第一句寫他是 “the only person to have received two unshared Nobel Prizes”：唯一一位兩座諾貝爾獎都沒有跟別人分享的人。這句話常被說短了，變成「唯一得過兩座諾貝爾獎的人」。得過兩次的其實有五位，只有他兩次都是一個人領。

那則貼文寫了化學鍵、α 螺旋、鐮刀型貧血、反核，沒有提到維生素 C。那是他後半生花最多力氣的題目，也是他跟皮膚最有關係的一段。

兩座獎，都是一個人領

鮑林 1901 年 2 月 28 日生在美國奧勒岡州的波特蘭（Portland）。1922 年從奧勒岡州立學院（Oregon State College）拿到化工學士，1925 年在加州理工學院（Caltech）拿到博士。1926 到 1927 年，他拿古根漢獎助金到歐洲，跟 Sommerfeld、Schrödinger、Bohr 做研究。

1954 年的化學獎，得獎理由原文是 “for his research into the nature of the chemical bond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elucid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substances”：表彰他對化學鍵本質的研究，以及用它解析複雜物質的結構。獎由他一個人獨得，當時他在 Caltech。

那幾年，美國政府懷疑他同情共產黨，護照一度被收走。諾貝爾官網寫，後來還給他，是為了讓他能去瑞典領這座化學獎。

第二座是和平獎，得獎理由是 “for his fight against the nuclear arms race between East and West”，表彰他反對東西方之間的核武競賽。這座獎屬於 1962 年度，當年沒有頒，保留到隔年。1963 年 10 月 10 日，部分禁止核試條約生效；同一天，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布由他獨得。12 月 10 日在奧斯陸頒發，那年他 62 歲。

說他得的是「1962 年諾貝爾和平獎」沒有錯，只是宣布和頒發都在 1963 年。

另一個常見的說法是「唯一在兩個不同領域得獎的人」，這也不是他：居禮夫人得過物理和化學。鮑林的紀錄只有一項，兩座都沒有跟人分。

化學鍵：原子為什麼抓得住彼此

桌上的鹽、皮膚裡的膠原蛋白，說到底都是原子彼此抓住。抓得多牢、從哪個角度抓，決定一個分子長成什麼形狀。化學鍵（chemical bond）講的就是這件事。

1930 年代，鮑林是最早拿量子力學來理解、描述化學鍵的人之一。1931 年，他在《美國化學會期刊》（JACS）發表〈The Nature of the Chemical Bond〉；1939 年把整套想法寫成同名專書，1949、1960 年兩度改版。他另一本教科書《General Chemistry》在 1947 年出版，後來譯成九種語言。

得獎理由還有後半句：用化學鍵去解析「複雜物質」的結構。他後來拿這把鑰匙去開的，是蛋白質。

一張紙條，和頭髮的蛋白

他在牛津那半年研究的，是角蛋白（keratin），頭髮和動物的角都由它構成。紙條摺出來的螺旋，就是在想這種蛋白時想出來的。

1951 年 4 月，α 螺旋的論文刊在 PNAS，作者是 Pauling、Corey 和 Branson。下一個月的同一期 PNAS 裡，他和 Corey 又連發好幾篇：一篇談頭髮與肌肉的蛋白，一篇談羽毛的角蛋白，一篇談膠原蛋白與明膠這一類的纖維蛋白。

那一期的目錄，對皮膚科醫師來說很眼熟：頭髮、羽毛、膠原蛋白，都是皮膚和它長出來的東西。

α 螺旋常被當成他得化學獎的理由。得獎理由寫的是化學鍵，以及用它解析複雜物質的結構，α 螺旋沒有被點名。

鐮刀型貧血：一個帶電不一樣的分子

據奧勒岡州立大學 Pauling 文獻館的記載，1945 年，他和哈佛的血液科醫師 William Castle 同搭一班夜車。Castle 提到，鐮刀型的紅血球在偏光底下會出現雙折射。鮑林因此開始研究這個病。

1949 年，他和 Itano、Singer、Wells 在《Science》發表〈Sickle cell anemia, a molecular disease〉。他們把血紅素放進電場裡讓它跑，也就是電泳，病人的血紅素停下來的位置跟正常人不一樣：這個分子帶的電不同。

論文標題寫的是 “a molecular disease”，一個分子疾病。奧勒岡州立大學的 Linus Pauling Institute 稱它為「第一個分子疾病」，說分子疾病這個概念由他開始。

常見的說法是，鮑林找出了鐮刀型貧血換掉的是哪一個胺基酸。那是 Vernon Ingram 1956、1957 年在《Nature》發表的。鮑林證明分子不一樣，Ingram 指出不一樣在哪一顆胺基酸。

2023 年 12 月 8 日，美國 FDA 核准兩種治療鐮刀型貧血的基因療法，用於 12 歲以上的病人，其中一種是 FDA 核准的第一個 CRISPR/Cas9 療法。從 1949 年那篇論文算起，隔了七十四年。這是美國的核准，不代表台灣的狀況。

三股螺旋：他把磷酸擺在中間

1952 年 2 月，美國國務院拒發他的護照，理由是他這趟旅行「不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」。他因此沒能出席 5 月 1 日英國皇家學會的蛋白質結構研討會。經過媒體關注，參議員 Wayne Morse 和愛因斯坦公開聲援，那年夏天他拿到一本限期護照，效期只到 10 月 1 日。7、8 月，他在法國和英國待了六週。

同一年 5 月，倫敦國王學院（King’s College）已經拍下 DNA 的 X 光繞射照片；照片上的交叉圖樣，排除了三股的結構。鮑林那趟在英國，沒有去國王學院看 Franklin 的照片。文獻館的說法是，他那時一心在蛋白質上，而且還以為 Wilkins 不願意分享資料。

1952 年 12 月 31 日，他和 Corey 把一個核酸的三股螺旋模型投給 PNAS，1953 年 2 月刊出。Corey 算了好幾次，磷酸基始終塞不太進去；論文自己也寫，這個結構「異常緊密」。

模型把磷酸基放在螺旋的正中央，彼此用氫鍵連著。問題是，磷酸在身體正常的酸鹼值下會解離、帶負電，一群負電擠在中間，只會互相推開。Watson 後來的評語是，鮑林的核酸「某種意義上根本不是酸」。

1953 年 2 月初，他的兒子 Peter 把這份手稿帶到劍橋。4 月初，鮑林自己到了劍橋，看了 Watson 與 Crick 的雙螺旋模型和 Franklin 的照片，接著在布魯塞爾的 Solvay 會議上公開說：

“Although some refinement might be made, I feel that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e Watson-Crick structure is essentially correct.”

雖然可能還有些地方要修，我覺得 Watson–Crick 的結構很可能基本上是對的。

4 月 25 日，那篇雙螺旋的論文刊在《Nature》第 171 卷第 737 頁。

常有人說，是護照害他輸掉這場 DNA 競賽。文獻館的判斷是，護照事件「造成小小的延遲，大概沒有什麼影響」。

1962 年，Watson、Crick、Wilkins 因為 DNA 的結構得到諾貝爾生醫獎，跟鮑林那座和平獎是同一個年度。Franklin 1958 年已經過世；她為什麼不在名單上，常聽到的「諾貝爾不頒給死人」又錯在哪裡，寫在〈諾貝爾生醫獎錯過了誰？從 DNA 到佛洛伊德〉。

廣島之後

1922 年，鮑林還是大四學生，在學校教家政系的化學課，Ava Helen Miller 坐在台下。隔年兩人結婚，生了四個孩子。後來那份停止核試的請願書，是他們夫妻一起送出去的。

1945 年廣島原爆之後，他把力氣轉向另一件事。他加入愛因斯坦的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，公開警告不要使用氫彈。1955 年 7 月 15 日，52 位諾貝爾得主連署邁瑙宣言（Mainau Declaration），他是其中一位。

1958 年 1 月 15 日，鮑林夫婦把請願書交到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（Dag Hammarskjöld）手上。遞交那天，上面有九千多位科學家的簽名；之後陸續寄到，最後是 49 國、11,021 位。

1960 年，美國參議院內部安全小組委員會兩度傳他，6 月 21 日一次、10 月 11 日一次，要他交出幫忙收集簽名的人的名單。他拒絕。和平獎的頒獎辭引了他當時的話：

“My conscience does not allow me to protect myself by sacrificing these idealistic and hopeful people.”

我的良心不允許我犧牲這些懷抱理想與希望的人，來保護我自己。

委員會最後讓他離席，沒有再要名單，也沒有追究。

1961 年，他分別發電報給美國總統甘迺迪和蘇聯總理赫魯雪夫，鼓勵兩邊繼續暫停核試；他還寄了一份禁止核試條約的草稿給赫魯雪夫。諾貝爾官網寫，那份草稿的措辭，跟後來的正式條約驚人地相似。

和平獎宣布之後，美國的反應很冷。10 月 25 日，《Life》雜誌的社論標題是 “A Weird Insult from Norway”，來自挪威的古怪侮辱。《芝加哥論壇報》說他「親共」，《紐約先驅論壇報》叫他「舉著標語牌的和平分子」（placarding peacenik）。批評者的主要論點是，這座獎應該給甘迺迪。挪威的右派報紙也不以為然。美國駐奧斯陸大使館沒有發表聲明，頒獎典禮上沒有任何一位美國外交官。

12 月 10 日，他在奧斯陸領獎，特別感謝 Ava Helen，說她是 “my constant and courageous companion and coworker”，一直在身邊、勇敢的伴侶和工作夥伴。

隔天的諾貝爾演講裡，他說：

“I believe that there will never be a great world war – a war in which the terrible weapons involving nuclear fission and nuclear fusion would be used.”

我相信不會再有一場世界大戰，一場動用核分裂與核融合那些可怕武器的戰爭。

那年年底，他離開從研究生時代就待著的 Caltech；也因為不滿《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News》的報導，退出美國化學會。

六十三年後的同一週，2026 年 10 月 9 日，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把和平獎頒給南非法官皮萊，新聞稿通篇在談國際法。鮑林那一次，是一紙禁核試條約剛剛生效；這一次，是法庭能不能追究種族滅絕的責任。她怎麼從被白人律師事務所一家家拒絕，走到國際法庭的審判長席，寫在〈諾貝爾和平獎皮萊：強暴與廣播，怎麼算種族滅絕？〉。

一封 1966 年的信

1966 年 4 月 4 日，生化學家 Irwin Stone 寫信給鮑林，附上一份「高劑量抗壞血酸」的服用方法。之後他和 Ava Helen 開始每天吃 3 公克維生素 C；後來他在信裡寫，兩人每天吃 3 到 5 公克。這是他們夫妻自己的做法，本文不建議任何劑量。

1970 年，《Vitamin C and the Common Cold》出版，成了暢銷書。

書裡的數字從哪裡來？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 Harri Hemilä 在 1997 年回頭檢查過：鮑林的定量結論，建立在一個有安慰劑對照的試驗上。受試者是瑞士阿爾卑斯山一個滑雪營裡的學童。每天吃 1 公克維生素 C 的那一組，感冒的次數和天數都明顯少了。

Hemilä 認為他推得太遠：滑雪營的孩子不能代表一般人，把那個效果推到所有人身上，效果被說大了。但 Hemilä 也認為他看對了方向：維生素 C 對感冒確實有生理作用。在那個多數人認為維生素 C 對人體唯一的作用就是預防壞血病的年代，這一點很重要。

2013 年，Hemilä 和 Chalker 替考科藍（Cochrane）把有安慰劑對照的試驗整理了一遍，大部分是隨機雙盲試驗。

一般民眾天天吃維生素 C，跟吃安慰劑比，得到感冒的機率幾乎一樣：相對風險 0.97，95% 信賴區間 0.94 到 1.00，合計 10,708 人。

短時間承受劇烈體能負荷的人，結果不一樣。馬拉松跑者、滑雪者、在亞北極地區演訓的士兵，5 個試驗、598 人，相對風險 0.48，得到感冒的機率大約少一半。

鮑林拿來推論所有人的那群孩子，當時正在滑雪營裡。

天天吃的人，感冒的天數，成人少 8%（3%–12%），兒童少 14%（7%–21%）。換算一下，一次七天的感冒，少 8% 大約是半天；這是本站的換算，不是論文的數字。

感冒了才開始吃呢？7 個比較、3,249 次感冒，對病程或嚴重程度都看不到一致的效果。

作者的結論是，一般人沒有理由例行補充。2023 年兩人再統合 10 個隨機雙盲試驗：跟安慰劑比，維生素 C 讓感冒的嚴重程度降低 15%（95% 信賴區間 9%–21%）。

210 天與 50 天

1976 年，鮑林和合作者 Cameron 在 PNAS 發表一篇研究：100 位末期癌症病人，在常規照顧之外加上維生素 C，1978 年的論文寫明通常是每天 10 公克。對照組是 1,000 位「情況類似」、治療方式相同、但沒有吃維生素 C 的病人，來自同一家醫院的病歷。

結果，維生素 C 組平均存活超過 210 天，對照組 50 天，相差 4.2 倍以上。論文的結語寫，這種簡單又安全的藥物，對晚期癌症病人「有確定的價值」。

1978 年，兩人重新分析，換掉了一部分病人和對照，改稱「配對的對照」（matched controls）。這一次，維生素 C 組平均多活約 300 天；被判定無法治療之後還活過一年的，維生素 C 組 22%，對照組 0.4%。

問題在那 1,000 個人是怎麼來的。他們沒有被隨機分到兩組。誰拿到維生素 C、誰被找來當對照，不是擲硬幣決定的，兩組人站上起跑線的那一刻就可能不一樣。起跑線不同，終點的差距就說不清楚是藥造成的，還是人本來就不同。

1979 年，美國梅奧醫學中心（Mayo Clinic）的 Creagan 等人做了一次隨機分組的雙盲試驗。150 位晚期癌症病人，能評估的 123 位：60 位每天吃 10 公克維生素 C，63 位吃味道調得差不多的乳糖安慰劑。兩組在年齡、性別、原發腫瘤的位置、體能狀態、腫瘤分級和先前的化療上都相近。

結果，兩組的症狀、體能、食慾、體重都沒有明顯差別。全體病人的存活中位數大約七週，兩條存活曲線幾乎疊在一起。

鮑林的回應是：這些病人先前做過化療，他認為化療已經損害了免疫功能。

1985 年，梅奧的 Moertel 等人再做一次，正面回答這個質疑。100 位晚期大腸直腸癌病人，沒有一位接受過化療，整體狀況很好、症狀很少，隨機分成每天 10 公克維生素 C 或安慰劑，雙盲。疾病惡化前的時間、存活，維生素 C 都沒有優勢；有可測量腫瘤的病人，沒有一位出現客觀的改善。

鮑林也不同意這一篇。他的論點是，梅奧在腫瘤沒有縮小的時候就停了藥，而 Cameron 的研究看重的是生活品質。

將近二十年後，事情有了一個轉折。2004 年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 Padayatty 等人讓 17 位健康的住院志願者口服或靜脈注射維生素 C，量血中的濃度。同樣是 1.25 公克，口服的血漿濃度高峰是每公升 134.8 微莫耳，靜脈注射是 885 微莫耳。用藥物動力學模型推算，口服能耐受的最大量，高峰大約 220；靜脈打 50 公克，可以到 13,400。

研究者據此認為，梅奧的兩個試驗都只用口服，不能拿來判斷靜脈注射有沒有效。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 PDQ 資料庫，2025 年 5 月 13 日更新的版本，仍把高劑量靜脈維生素 C 列為研究中的療法。

這個轉折替靜脈注射留下一個問題，沒有替 1976 年的數字平反。那篇研究的毛病在對照組怎麼找來，換一種給藥方式也改不了。

皮膚科醫師最熟的那一段

維生素 C 跟皮膚最直接的關係，在膠原蛋白。

膠原蛋白的鏈剛做出來的時候，上面的脯胺酸和離胺酸要先掛上羥基。負責的兩種酵素叫脯胺酸羥化酶（prolyl hydroxylase）和離胺酸羥化酶（lysyl hydroxylase），維生素 C 是它們必要的輔因子。脯胺酸羥化之後變成羥脯胺酸，能把膠原蛋白的三股螺旋穩住；缺了維生素 C，這一步做不好，膠原蛋白就不容易送出細胞。

缺維生素 C 的壞血病，很多症狀出現在皮膚上。1999 年《美國皮膚科醫學會期刊》一篇成人壞血病的回顧，列出最常見的皮膚表現：毛囊角化、毛囊周圍出血、瘀斑、皮膚乾燥、小腿水腫、傷口好不了，還有彎折、捲起來的體毛。牙齦會腫、發紫、出血，但只出現在還有牙齒的人身上。同一篇也寫，大多數動物能用葡萄糖自己做出維生素 C，人做不到，只能從外面吃進來。

壞血病怎麼在一艘英國軍艦上被柑橘治好，那段從水手流血的牙齦開始的歷史，寫在〈早餐旁那排膠囊，哪幾顆真的走得到你臉上？〉的維生素 C 那一節。那篇把維生素 C 放回整排營養補充品裡一起比，想知道早餐旁那排膠囊哪幾顆值得留下的人，從那裡讀起。

實驗室裡的數字更具體。人類皮膚的纖維母細胞泡在維生素 C 裡，第一型膠原蛋白基因的轉錄增加 4 倍，第三型增加 3.4 倍，第四型只增加 1.7 倍。另一篇拿新生兒（3 到 8 天大）和老人（78 到 93 歲）的纖維母細胞來比：老人細胞本來做的膠原蛋白比較少，但加了維生素 C 之後，增加的幅度跟新生兒差不多。這兩篇都是培養皿裡的細胞，還不是一個人的臉。

外擦的那一罐，又是另一回事。2001 年 Pinnell 等人用豬皮測過：左旋 C 要配在 pH 3.5 以下才進得了皮膚，20% 的濃度吸收最好，連擦三天皮膚裡的濃度就飽和，幾種常見的衍生物都沒有提高皮膚裡的左旋 C。那篇論文的最後一位作者是 Mark Levine，三年後那篇靜脈注射藥物動力學研究，最後一位作者也是他。同一個人，一頭在保養品的配方，一頭在癌症的爭議。

左旋 C 的「左」其實讓光往右轉，配方為什麼要那麼酸，寫在〈2026 諾貝爾化學獎：童顏針的聚乳酸，也有左右手？〉的保養品那一段。如果你正在比較架上幾罐不同的維生素 C 精華，那一段比這一篇實用。

鮑林自己也做過一個跟皮膚有關的實驗。1982 年，他是一篇 PNAS 論文的共同作者：無毛小鼠從大約 10 週大開始，間歇照紫外線 15 週；飼料裡分別加 0%、0.3%、5%、10% 的維生素 C，每組 38 到 45 隻。沒有照光的小鼠，一隻也沒長病灶。照了光的，吃高劑量維生素 C 的那幾組，惡性病灶比較少、出現得比較晚。同年另一篇用類似的模型比較維生素 E，看不到效果。1991 年他自己整理：到第 20 週，零維生素 C 組長出嚴重病灶的小鼠，大約是高劑量組的 5 倍。

一個人的一生，沒有對照組

1976 年，Ava Helen 診斷出胃癌，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。1981 年 12 月 7 日，她過世，從診斷算起五年又三個月。

1991 年，鮑林被診斷出攝護腺癌，已經侵犯到直腸，12 月開刀。1994 年 1 月開始化療。同年 8 月 19 日，他在加州大蘇爾（Big Sur）的牧場過世，癌已經轉移到肝，享年 93 歲。

他相信，維生素 C 讓自己的癌症晚了很多年才發作。這是他的看法。一個人只活一次，世界上沒有另一個不吃維生素 C 的鮑林，可以拿來比。

好點子，和丟掉的壞點子

“The best way to have a good idea is to have lots of ideas.” 想出好點子最好的辦法，是想出很多點子。這句話常被當成他寫的。最早見刊的版本是 1960 年的《Fortune》和 1961 年的《Time》，都是記者轉述。1969 年他自己在演講裡說的版本，多了後半句：“you have a lot of ideas and throw away the bad ones”，想很多點子，再把壞的丟掉。

1973 年他回憶，這個問題是 1935 年一位學生 David Harker 問他的：怎麼想出好點子？

要把壞點子丟掉，先得知道哪一個壞。1948 年，他手上的基準線是 Astbury 量到的 5.1 埃，摺好的螺旋對不上，他就擱了三年。1953 年，他看了 Franklin 的照片和那座雙螺旋模型，當著滿場的同行說，對方很可能是對的。

維生素 C 那一邊，基準線是一組隨機分出來的對照。梅奧做了兩次，兩組沒有差別；他兩次都提出反駁。他的反駁不全是沒道理：第二次試驗就是照他的質疑設計的，將近二十年後的藥物動力學研究，也替靜脈注射留下一個問題。可是 1976 年那篇研究的對照，始終是從病歷裡找來的人。

一百二十多年前，另一座諾貝爾獎也少了一組對照。芬森的研究所報告 804 例皮膚結核，412 例算「治癒」，整份報告沒有未治療的病人可以比。同樣缺一組對照，芬森那些數字該怎麼讀、撐得起多少，寫在〈1903 年諾貝爾醫學獎：芬森的燈怎麼治皮膚結核？〉。

1948 年牛津那場感冒後來怎麼好的，沒有人記下來。那張摺成螺旋的紙也沒有留下。留下來的，是三年後 PNAS 上那篇七頁的論文。